农业农民与农村中国现代化瓶颈-【新闻】贡山栎

农业、农民与农村：中国现代化******瓶颈

2004年，在必须对旧有制度壁垒不断挑战的背景下，“三农”领域新秩序的建立仍将极为艰难，距离农民地位根本性的改变仍然十分遥远对于刚满18岁的山东籍农村女孩张红霞而言，新年意味着一张回乡车票与5000元积蓄。老家的父母并不年轻，春种秋收、起早贪黑，其所得却只能维持基本需要。在北京，张红霞是一个任劳任怨的小保姆，过着和同龄城市女孩奢侈的消费与梦想绝缘的生活。熬了一整年，她终于可以带上积攒的“工资”踏上归途，跟父母团聚。这些钱将是他们一家值得庆贺的一大笔额外财富。过去的一年里，不计其数的普通农民家庭依然像张红霞一家这样勤勉而贫穷。为使生活有所改善，将近一亿农民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即便如此，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事实还是没有改变。从现象上看，和已经过去的几年一样，农村的贫弱仍然是今后“三农”领域最主要和最紧迫的矛盾。寻求改善农民生存状况的有效之道乃是中央政府今后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作为一个农业大国，近几年，农民从农业当中获得的收入连年下降。去年下半年以来，粮价止跌返涨，但这对于只拥有小块土地的每一户农民而言，其实也不过杯水车薪。1997年以后，农民收入增长一直低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从1997年到2002年的六年间，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低于5％，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为8.6％。收入差距的绝对数更是惊人。到2002年底，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是农民的3.11倍。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2001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仅为2366元，而同期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人均年工资已超过1万元。在这些数字的背后，农业成为效益低下的脆弱产业，农村成为贫困的代名词，农民最终成为******的弱势群体，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非但如此，在2003年，我们拥有大量的机会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视角感受到这一事实所带来的强烈冲击。2003年三四月间，随着SARS疫情在北京等大城市形成爆发性流行。对瘟疫的恐慌很快导致了农民工返乡高潮，平时缺医少药的农村骤然成为******的“雷区”。虽然最终并没有形成大面积传染，但也终于以令人惊恐的方式暴露了农村疾病防疫体系的脆弱神经。SARS余波未了，全国各大水系的汛期便随着雨季提前到来。人多地少的农村，多年以来不得不“与水争地”。然而，暴雨肆虐之中，防洪标准较低的农村总是最先成为洪水的牺牲品。惊心动魄的抗洪抢险之后，依然是赤地千里。对于目前农民普遍恶劣的生存状况的可能前景，如果说天灾所展示的仅仅是偶然性的悲剧，那么接连不断的人祸则是对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一次次地发出警告。其中不乏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的恶性事件。例如，2003年7月，位于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县桐木乡的涌泉村，在当地政府退耕还林政策执行过程中，五天之内连续发生了三起农民自杀事件，其中两人死亡；接近年底，又上演了一幕幕大量农民工追讨工钱的惨烈故事，再如，在各地城市化的过程中，失地农民群体性突发事件时有发生。悲剧并非偶然。有数字表明，近几年来，农民上访和群体性突发事件十分频繁。另据有关统计，中国农村人口自杀率是城市人口的三倍。更重要的是，如果不能及时消除或者缓解产生悲剧的制度根源，还将继续面临“三农”领域突出矛盾的大量爆发。应该看到，中央决策机构对局势的认识和判断是清醒而准确的。农村改革以来，发展农业、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农民利益一直是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不过，以往“三农”问题的解决总是需要在多重政策目标之间寻求平衡，政策目标往往优先于农民利益。而目前，有关政策的立足点正在发生重要而微妙的趋势性变化，农民的利益开始被置于空前重要的位置。政府对农民上访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2003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正确看待农民上访》的评论，文章指出，农民有了不平和委屈，通过上访的渠道寻求解决，这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只要我们各级干部真正深入基层，以广大农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农民上访会越来越少”。虽然这篇寥寥千字的评论仅仅刊登在第五版，但由于其透露出颇具改革意味的政策信号，仍然被国外媒体大量转载。另一个******的标志是，在2003年12月25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和基本目标，此外还指出，增加农民收入，必须采取更加直接、更加明确、更加有力的措施。此次会议反复讨论并修改后经中央审定的文件，被作为2004年中央1号文件发出，文件直接定名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用中央文件的形式，专讲农民增收，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也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阵地，今后“三农”领域的若干重大改革显然也将更多地围绕这一目标向纵深推进。过去的一年当中，自上而下已不乏承前启后的重大举措。从中亦能窥见决策层的决心。2003年初，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一号文，在消除城乡差别、消除城市对农民工的歧视政策、给予其与城市公民相平等的待遇方面制定了若干具体措施。此番以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的形式下发此文，是改革开放二十年以来关于农民工问题所颁发的最高规格的文件。意味着决策层已经把农民工问题提到政府工作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在很大程度上为今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扫清了部分障碍。2003年3月1日，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以来，各地均已制定了农业承包合同管理条例、农村土地承包管理条例、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办法等配套法规。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依法继续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为维护被征占用承包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立案查处了大量土地违法案件。全国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得到了有效保护，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经历了一波三折之后，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扩大了范围，基本上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推开。2003年，全国有14个省（区、市）通过取消特产税和降低特产税税率，为农民减轻负担19.46亿元人民币。一些发达地区根据自身条件，把减轻农民负担的重点逐渐转到增加政府对农民的扶持。此外，由财政部牵头，结合农村税费改革推行直补农民的粮食改革总体方案基本确定，并已经在多个粮食主产省进行全面试点。长期以来，国家在市场价较低时以高于市场价的保护价向农民敞开收购粮食，保护价与市场价的差价作为给予农民的政策性补贴。过去，这个补贴由国有粮食企业在粮食收购过程中间接给予农民。新方案将补贴绕过粮食部门，直接从财政部门发放给农民。根据方案，全国将拿出100多亿元粮食风险基金直接补贴农民，约相当于每年农业税收入的一半。不但农民直接获益，粮价也可随行就市，如此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向市场化的目标大大迈进。2002年启动的征地制度改革也有了新的进展。不久前，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14条修宪建议中，建议将宪法中“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与补偿”。从措辞上看，至少说明，征地补偿方式的改进有了新的契机。这些努力显然透露出相当积极的信号，但并不意味着解决“三农”问题便可从此一蹴而就。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改革曾深得风气之先。然而，迄今为止的改革显然未能重现或超越当初农村经济的欣欣向荣的大发展势头。“三农”领域的现状也正说明，以往的改革并不足以解决今天的问题。更何况，改革越是深入，就越触及深层的体制性障碍，依附于在新旧制度上不同的利益诉求之间的斗争将更加激烈。在一些地区，农民的******负担依然十分沉重，农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相对紧张。直接补贴农民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则势必触及地方政府的利益，从而也不可能一帆风顺。由于人多地少矛盾突出，农业效益低下，城乡统筹发展，转移农村劳动力的要求十分迫切，然而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化格局却不断为改革设置盘根错节的障碍。更紧迫的是，虽然有关部门多次强调“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但各地违法批地用地、乱占滥用耕地现象突出，失地农民的补偿和安置不落实，形成当前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中的突出问题。根据国土资源部的数据，仅去年上半年，全国发现各类土地违法行为就超过10万起，涉及土地面积39133.33公顷，其中耕地面积达19400公顷。据统计，目前，全国各类开发园区5524个，开发园区过多过滥，土地闲置率过高，导致土地资源严重浪费，农民失地失业。有些地方为了减少征地成本，降低征地补偿标准，忽视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安置；有些地方补偿费的分配没有充分体现农民的受益主体地位，以******名目拖欠、挪用、截留土地补偿费。由此，引发了不少矛盾和纠纷，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地方政府纷纷把征地收入作为“第二财政”，征地制度改革的方案在彻底改革和迂回推进的争论中迟迟不能出台。或许正是因为改革接近攻坚阶段，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或者新的思路，“三农”问题将成为整个中国通向现代化进程中的******瓶颈。可以想像，2004年，在必须对旧有制度壁垒不断挑战的背景下，“三农”领域新秩序的建立极为艰难。距离农民地位根本性的改变仍然十分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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